菩提比丘的故事

《美国大学生与越南僧侣的巧遇》

(晚年的清赐长老-图略)

1965年8月的第一周，暑期课程结束后，我打算坐车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旅行。我那年20岁，在布鲁克林学院（纽约）即将开始大学四年级的生活。我是要去找一个朋友，他在旧金山过暑假，我还成功地找几个同学同行。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一，我们一早从布鲁克林学院附近的早餐厅出发，经过一整天的行驶，我们停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在朋友家过的夜。 

这是我第一次到波科诺山西麓，感觉非常兴奋。晚上休息得很好，第二天早上，我决定去散步。天气非常好，我信步而行，穿过安静的街道，来到一座毗邻威斯康星大学的湖泊边，湖面开阔、景色怡人。转向陆地那侧继续散步，我很快就发现已经置身校园。当我接近校园的林荫路时，令人震撼的事情发生了：我的视野右侧一幢石砌建筑物的门突然打开了，一位身穿橙黄色袍子、东亚人模样的中年人走了出来，跟着出来一位高大的美国男人，然后两人走在一起，边走边谈。 

我立刻意识到，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佛教僧侣。此前我从来没有见过和尚，当时在美国，真正的佛教僧侣屈指可数。我几个月前才刚刚开始了解佛教，从赫尔曼·黑塞的《悉达多》里，我知道佛教僧侣身着藏红僧袍，所以我认出这人是一个比丘。当时，我被深深震撼了，愕然呆立：这是一个多么宁静、沉着的人，他由内而外散发着智慧、尊贵和庄严，我从来没有在西方人身上看到过这种气度。他身边的美国人想必是一位教授，表现出恭敬和尊重的态度。这使我想到他可能不是一个普通的和尚而是一位佛教高僧。仅仅是看着他走到对面的路上，我的内心就充满了喜悦和幸福。我觉得我当时的感觉可能跟某位古印度婆罗门青年相似：当他在路上走着，第一次遇到苦行者乔达摩的弟子的情形。乔达摩就是那位被称为“觉者”的人。

我距离他们两人行走的那条路想必有70码那么远。我想走近这位僧人，问问他是谁，他在做什么，还有许多其他问题。但我太害羞了，怕自己会显得很蠢。所以，我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他，紧紧注视着他，他们穿过林荫路用了4、5分钟，我就在那里观察他的一举一动。我呆住了，我觉得被输送到另一个生命维度。在我的心中激起了深刻的向往。我想这时如果有人在我身后用针扎我，我也不会感觉得到，我深深沉浸在这位僧人威仪气质中。后来他和教授走到另一栋楼前，教授打开了门，他们走了进去并消失在我眼前，我仍然为这次巧遇感到的喜悦，但现在我的快乐被伤感取代了，因为一想到我失去了叩开东方智慧之门的机会，我的心就沉了下去。我想，从此以后，这位神奇的僧人和我会各走各路，而我们的路可能永远不会再有交集了。

因果的运作确实是神奇、不可思议！1966年9月，这件事过去了一年多之后，我进入在加州克莱蒙特研究生院（洛杉矶以东25英里）开始继续读博士。春季学期的时候，学校里来了一位越南和尚，还搬到了我研究生宿舍的楼下。但是他不像威斯康星州那位僧人那样“宁静和沉着”，而是“逍遥自在”型，他弹奏班卓琴，唱越南民歌，抽法国香烟，还会做美味的猪肉和鸡肉菜肴（虽然在他们的大乘寺院是要求吃素的），他主修政治学，说话大胆到会让亨利·基辛格脸红。出于这些原因，尽管我对佛教感兴趣，但一开始还是与他保持了距离。不过，一旦走近他，我就喜欢并最终接纳了他作为我的第一个佛教老师。 1967年的夏天来的时候，我们在研究生宿舍楼住同一个公寓，后来一起搬到校外的一所小房子里。

一天（我想是在1967年11月），他告诉我，一位著名的越南高僧正在美国，名字叫清赐法师（Thich Minh Chau ），不久将到路易斯安那来。他说清赐法师是万行大学（ Van Hanh University ）校长，并且在佛学上造诣很深。他在印度那兰达佛教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还对巴利《中部》和汉传《中阿含经》做过很重要的比较研究。我的和尚朋友计划去洛杉矶见清赐法师，他邀请我和他一起去。

于是，在一个晴朗的深秋早晨，我们拜访了一户越南家庭，那位尊敬的僧侣就暂时在那儿落脚。当清赐法师从他的房间走出来，我看见一位身着橙黄色僧衣的中年僧人，他安详自若，举止庄严，散发着慈悲和智慧。他看起来真的非常像我前两年在威斯康星校园见到的那位僧人。不过我还不能确定，因为我可能会分不清两个东亚中年僧人。我在威斯康星距离那个出家人大约七十或八十码，因此看不清他的五官。所以我决定问清楚。但我必须耐心等待，我的和尚朋友、清赐法师和寄宿家庭在讲越南语。当我得到一个机会，我问他，“这是您第一次来美国吗？”他说，“不，几年前我来过。”我正期待他这样的回答，然后我问道：“尊者，1965年8月初您到过威斯康星大学吗？”他说，“的确，我当时去拜访我的朋友，理查德·罗宾逊教授，他在那里开展佛学研究项目。”我告诉他，那一天我看着他穿过校园。他微笑着说：“那么，这不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了。”

几年后，清赐法师再次来到美国（可能是1969），他跟在我们克莱尔蒙特的住处一起呆了几天。再后来，我计划赴亚洲受比丘戒并学习佛法，他为我提供了有益的建议，并为我写了一封美好的介绍信（给权威的亚洲佛教机构），直到我到了康提仍然随身带着这封信。我去斯里兰卡期间，正是他建议跟随诺那波尼迦长老学法，尽管我几年都没有达成目标。在我在斯里兰卡出家的最初几年，我偶尔会写信给清赐法师征求他的建议，他总是及时而周到地回复我。

1975年南越被某党统治之后，我与他失去了联络。但在准备这次讲座的时候，我回顾我们早年的会面，这些记忆变得栩栩如生，我感到应该打听他的情况。通过互联网，我联系到一个在澳大利亚的越南网站管理员，通过他得知清赐长老虽然衰病但还活着，就住在胡志明市，他有帕金森氏病，年龄想必有90岁了。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并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澳大利亚的越南网管，他发给了他的一位越南朋友，也是一位出家人，曾是清赐长老的学生 。

因老病无法工作之前的几十年中，清赐长老把巴利圣典的《四部尼柯耶》译成了越南文版——这是我最近才知道的。于是，这里出现了惊人的、不可思议的事情：1965年8月初的某一天，二十岁的美国大学生偶遇一位年长他三十岁的越南僧人，这位年轻人后来成《中部》的共同英译者（另一位译者是已故的髻智长老）、《相应部》的英译者，并有望翻译《增支部》；而那位越南长老将四部尼柯耶翻译成了越南文。美国学生在那个时候并未从事佛教研究，只是刚刚开始了解佛教。他无意中遇到了和尚，而事实上他们甚至没有面对面遇到。从客观的因果关系的角度来看，相遇是纯粹的巧合。美国青年在城里散步时那么偶然的一转弯，远远地看到了这位和尚。然后他走了，甚至不知道他是谁，和尚则根本没看到美国青年。

但是，是什么让我决定那天早上出去散步，并延湖滨转向校园呢？而且恰恰是在那个地点那个时刻呢？它真的完全是随机事件，仅仅是一连串随机的决定吗？如果我们生起这些怀疑，那么我们就会问：“导致这种巧合的更大的联系纽带是什么？在同一时间我去加州、长老去威斯康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和朋友计划提前两天离开布鲁克林，但在最后一刻车出现故障使得们不得不推迟到周一早上启程。如果按原定计划，我可能就会错过与和尚的相遇。

当我离开校园，我确信我们不会再相见，我并没有有意识地促成了一系列与他再次见面的决定，没有任何有故意的设计，就使我们再次接触。而且，这一次的见面我们可以面对面，成为法的同行者。我选择了一个研究生院，最终使我接触到另一个越南僧人并与我成为朋友——但我去念研究院时甚至不知道这位僧人会来（事实上，我对越南佛教僧侣一无所知）；通过我和他的友谊，我见了两年前那位留给我深刻印象的出家人——却不知道这两个和尚是相识的。多年以后，当我开始着手翻译巴利圣典时，我虽然知道清赐长老写过巴利圣典和汉译《阿含》的比较研究，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一直在将巴利圣典翻译成越南文。我们的工作都是将其译成我们各自的母语，我们做的工作几乎是相同的。那次威斯康星大学的巧遇（我从未回到过那里，可能今生也不会再去），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预示？
 

by 菩提比丘

横不小心儿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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