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塞节（二）王建伟、金晖/文
| 作者：一朵白云 标签：吠舍佉 佛纪念日 南传佛教 卫塞节 原始佛教 | 阅读次数：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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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塞节（二） 王建伟、金晖 / 文 【按：本文是作者所撰《卫塞节考》的节选，略去原作中的一些经例、注释和表格等，并对部分文字进行了调整。】 三、古今“二月”“四月”说辨 关于“二月”和“四月”的是非，古今都有过解释或讨论，古代以三家为主：1、《二教论》[1]注；2、《北山录》并注[2] ；3、《俱舍论疏》。现代则日本《望月佛教大辞典·释迦牟尼佛》附有专论，引各家之说兼疏解文义，但未作深究，亦不决是非。印顺法师在《纪念佛诞说佛诞》一文中评判“古人的解说（《二教论》注和《北山录》注的相关解释）是错的”，并认为在我国选择“四月八日”作为佛诞日最恰当。 其中，《二教论·教旨通局第十一》注（见《广弘明集》卷8）云：“案：佛经，如来四月八日入胎，二月八日生，亦二月八日成道。生及成佛皆放光明，而云出世即成佛年也。周以十一月为正，春秋四月即夏之二月也。依天竺用正与夏同。” 佛世对应中国的（东）周朝（春秋），道安认为那时的译经者乃以周历的“四月”对译印历的“二月”（周历子月为岁首，四月为卯月；夏历寅月为岁首，二月为卯月），故“四月”和“二月”是依两种历法对同一时间的不同表达，其实并无差别。这是古人就“四月”“二月”给出的最早解释——“四月”非“二月”的异说，仅是对两种历法所进行的翻译处理。作者因而又传达了一条重要信息：印历和夏历的立正都在建寅月，夏历正月就是印历一月。可惜此解与东晋至唐的佛典文献所记不同，本身也缺乏证据（详下）。但道安的贡献在于，他首次提出了“二月”是印历（这是与实际相符的结论）、“四月”是周历（所言合情合理）的解释。由于道安所处年代与译经者相去不远，故其言颇不容轻置。 而《北山录》卷1（含注）云：“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二月十五日大圣示灭焉。……周之二月今十二月也（周朝十一月建子之月为岁首，则今十二月乃是周之二月也），十五日西土之晦也（西国于一月三十日内分前十五日为白月，后十五日为黑月。自月一日为白月朔，十五日为白月晦；自十六日为黑月朔，尽日为黑月晦也）。……而大圣在乎周年，故得以十一月言正，异乎今之世也（佛既生周代，凡经中所有年月皆取周朝正朔，与今建寅夏正别也）。……（北山和尚以佛灭乃用周正涅槃，与今之二月十五日涅槃別也）……八日而生，表始华而就满也（周四月佛生是今二月也，物正荣华；八日者，月渐圆满也）。十五日而灭者，显自盈而之亏也（以十五日月圆之极，虑众生起常见故现无常，十六之后月渐亏也）。……（以今四月八日生者，据夏正说以二月八日生，据周正说即今北山和尚是也。俱以二月八日，乃天竺小乘别部所计也）。” 《北山录》作者神清为中唐时人，从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应当是读过《西域记》和《二教论》的。但他所取的印历是前白后黑月，同《宿曜经》[3] ，而不同于玄奘所说的前黑后白月。在佛灭、诞二日的抉择上，他不取“天竺小乘别部所计”的“俱以二月八日”说（如《长阿含经·游行经》等），和“诸部”的“二月八日”佛诞说、有部的“八月八日”佛灭说，而是自成一家，谓佛既生于中国的周朝，则经中所言二月十五的佛灭日和四月初八的佛诞日应分别为周历的二月十五日（夏历十二月十五日）和周历的四月八日（夏历二月八日）。其佛灭日源出北凉昙无谶所译大乘《大般涅槃经》的“二月十五日”，同玄奘所记的“诸部”（除有部）[4] 所说，佛诞日源出道安的“周以十一月为正，春秋四月即夏之二月也”。按照“佛既生周代，凡经中所有年月皆取周朝正朔”的原则，在“二月八日”和“四月八日”之间选择了后者。此外，他还将原来的印历二月十五日附会为周历的“二月十五日”，无意间替中国民间流传至今的“腊八”节提供了注脚（出处）[5] 。 《俱舍论疏》卷1云：“依《长阿含经》第四云：‘八日如来生，八日佛出家，八日成菩提，八日取灭度。’次文云：‘二月如来生，二月佛出家，二月成菩提，二月取涅槃。’又，《灌佛经》云：‘佛告诸天人：“十方诸佛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时生，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时出家，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时成道，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时而般涅槃。”’诸经八日皆同，说月有异。唯二、四别，不言余月。准上二说，说虽有异，成道月、日即是同也。所以得知，略有二理：一以立正异故。婆罗门国以建子立正，此方先时以建寅立正。建子四月，即建寅二月。故存梵本者而言四月，依此方者即云二月，根本一也。二准《智论》及《婆沙》计。” 《俱舍論疏》作者法宝的解释主要来自道安，只比后者更明确地指出了“二月”“四月”两说乃建正差别所致，“说虽有异”、“根本一也”。但其中“婆罗门国以建子立正”则与道安之说相左。道安仅指出周历以十一月为正月（建子立正），未说周历即同于印历，恰恰相反，道安依据的是“天竺用正与夏同”。法宝此解或许跟时人对“佛生周代”的考量及由此衍生的新义有关吧。 印顺法师认为：“对于这二月或四月的不同，古人的解说是错的。如，一、道安《二教论》注说：‘春秋（时代的）四月，即夏（历）之二月也；依天竺用正与夏同。’这是说：说四月，依中国说。中国的春秋时代，用周正，周正建子，所以四月为卯月。经中说二月，是依天竺说的。天竺的历法，与中国夏历一样。夏历建寅，所以二月也是卯月。这样，依印度说二月，依中国当时说四月，其实是一样的。但果真如此，那么佛教传入中国时，中国一向都用夏历，为什么一直以四月初八为佛诞，而不用二月呢？二、《北山录》注说：‘四月八日生者，据夏正说；以二月八日生，据周正说。’此说的错误，尤为明显！如据夏正而说四月八日，四月应该是巳月；据周正而说二月，二月应该是丑月。丑月与巳月不同，怎能说一致呢！”[6] 对于道安，印顺的诘难恐不能破“敌”以自立。相对于任何一位权威人士的裁定，我们相信，佛陀的纪念日更多地产生于历史，由某个庞杂的传教群体——带着情感、文化等因素，一路裹挟各种传说，历经漫长的岁月逐渐孕育而成，既非一时兴起，亦非出于纯粹的理性，最终是约定俗成的。因此，我们不会仅以某种常识或道理去作简单的推断或评论。设想，一旦多数人选择了“四月”，它就完全可能被以讹传讹地传承下来。何况，印顺法师的背后还立着一个先入为主的依据：按照今天的印度历法，二月就是夏历的四月，所以古人的“四月”周正说是错的，应该说夏正“四月”才对。殊不知，现行的印度历法早已是新历，尽管对旧历有所继承，但毕竟已不再是传统的历法了（详下）。[7] 而对于《北山录》注的指摘，印顺引文作：“四月八日生者，据夏正说；以二月八日生，据周正说。”此引文前后阙漏，断句也错了。全文及正确的断句应该是：“以今四月八日生者，据夏正说以二月八日生，据周正说即今北山和尚是也。”（意即：北山和尚认为，现在所说的四月八日生依据的是周正说，与和尚本人所说相同，若对应夏正说则是二月八日生。）退一步讲，即使按印顺法师的标点补足原文，则“以二月八日生，据周正说，即今北山和尚是也”亦与上文相悖。全句本身是一个完整的“……者，……也”的判断句，不合被随意拆分断句甚至阙文。 至此，若要做一个阶段性的取舍，我们应可以认为：汉译佛典中的“二月”是对印语“吠舍佉月”的直译，而“四月”是对“吠舍佉月”的周历转译。 虽然“天竺用正与夏同”和“婆罗门国以建子立正”二说，前者尚未发现确凿的根据（依道安的学识，此说既已流传并为道安所取，得有相当来历），后者就明显是附会之言了（巴利文献及玄奘译述，上座部及余部所传并无）。 ------------------------------------------------------------------------------------------ [1] 东晋道安（312~385）著。 [2] 唐神清（？~820）著，宋慧宝注。 [3] 此书不空译于公元759年，按年代算，他应该是读过此书的。 [4] 如古代从巴利本汉译的《善见律毗婆沙》等。 [5] 宋赞宁在《大宋僧史略》中对东京（汴京）腊八浴佛（佛生日）之事也有过“疑是用多论二月八日，腊月乃周之二月也”的猜测。 [6] 参见《佛教史地考论•五、纪念佛诞说佛诞》。 [7] 参见《佛教史地考论•五、纪念佛诞说佛诞》P209。 ----------------------------------------------------------------- （待续） 【卫塞节（一）】 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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